斯坦福醫(yī)學院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研究表明，一種新的解釋大腦活動的方法可能會在臨床上用于幫助確定抑郁癥的最佳治療選擇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及其合作者使用了腦電圖技術(一種監(jiān)測大腦中電活動的工具)和一種算法來識別抑郁癥患者的腦電波信號，這些患者最有可能對舍曲林(一種抗抑郁藥，Zoloft)有反應。

描述該工作的 論文發(fā)表在《自然生物技術》上。

該研究源自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數(shù)十年的努力，旨在創(chuàng)建基于生物學的方法，例如血液測試和腦成像，以幫助個性化抑郁癥和其他精神障礙的治療。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測試可以客觀地診斷抑郁癥或指導其治療。

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教授艾米特·埃特金(Amit Etkin)博士說：“這項研究采用了以前的研究，表明我們可以預測誰會從抗抑郁藥中受益，并將其實際應用到實際應用中 。” “如果接下來的五年內臨床醫(yī)生不使用這種技術，我會感到驚訝。”

代替功能磁共振成像(一種通常用于研究大腦活動的昂貴技術)，科學家們轉向了腦電圖或腦電圖(EEG)，這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技術。

埃特金(Etkin)與德克薩斯大學西南大學精神病學教授Madhukar Trivedi博士共享該論文的高級著作 。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講師吳維(Wei Wu)是該研究的主要作者。

該論文是基于2011年一項由聯(lián)邦資助的抑郁癥研究(該研究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隨機，安慰劑對照的抗抑郁藥通過腦成像進行的臨床試驗)的數(shù)據(jù)之一，該試驗對309名無藥物治療的患者進行了舍曲林的使用測試。這項多中心試驗稱為“建立抗抑郁藥臨床治療的主持人和生物特征”，即 EMBARC。它由特里維迪(Trivedi)領導，旨在推進改善如今仍在使用的治療抑郁癥的反復試驗方法的目標。

Trivedi說：“抑郁癥患者通常需要采取許多步驟才能康復。” “我們開始思考，'難道在治療開始時就確定哪種治療方法最適合哪些患者會更好嗎?'”

最常見的精神障礙

根據(jù)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數(shù)據(jù)，嚴重抑郁癥是美國最常見的精神障礙，2017年影響了約7%的成年人。其中，約有一半從未得到診斷。對于那些做的人，找到正確的治療方法可能要花費數(shù)年時間，特里維迪說。他指出，他過去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大約30%的抑郁癥患者在首次接受抗抑郁藥治療后癥狀沒有緩解。

埃特金說，目前診斷抑郁癥的方法過于主觀且不夠精確，無法指導臨床醫(yī)生快速確定正確的治療方法。除各種抗抑郁藥外，還有其他幾種抑郁癥治療方法，包括心理治療和腦部刺激，但要根據(jù)有根據(jù)的猜測來確定哪種治療方法對哪些患者有效。

為了診斷抑郁癥，臨床醫(yī)生依靠患者報告該疾病9種常見癥狀中的至少5種。該列表包括癥狀，如悲傷或絕望，自我懷疑，睡眠障礙-從失眠到睡眠過多-低能量，無法解釋的身體疼痛，疲勞和食欲變化，從飲食過量到飲食不足。埃特金說，患者在經(jīng)歷的癥狀的嚴重程度和類型上常常有所不同。

“作為精神病醫(yī)生，我知道這些患者相差很大，”埃特金說。“但是我們將它們放在同一傘下，并且我們以相同的方式對待它們。” 對抑郁癥患者的治療通常始于開處方抗抑郁藥。如果不起作用，則應開第二種抗抑郁藥。這些“試驗”中的每一個通常都需要至少八周的時間來評估藥物是否有效以及癥狀是否得到緩解。如果抗抑郁藥不起作用，也可以嘗試其他療法，例如心理療法或偶爾經(jīng)顱磁刺激。埃特金說，通常將多種療法結合起來，但弄清楚哪種結合方法會花費一些時間。

特里維迪說：“每次治療無效時，人們常常會感到沮喪，這給那些主要癥狀是自我懷疑的人帶來了更多的自我懷疑。”

尋找生物標志物

EMBARC試驗招募了309名抑郁癥患者，他們被隨機分配接受舍曲林或安慰劑治療。

在他們的研究中，埃特金和他的同事著手尋找一種腦電波模式，以幫助預測哪些抑郁的參與者會對舍曲林產(chǎn)生反應。首先，研究人員在接受任何藥物治療之前收集了參與者的EEG數(shù)據(jù)。目的是獲得腦電波模式的基線量度。

接下來，研究人員利用來自神經(jīng)科學和生物工程學的見解，使用他們開發(fā)的新型人工智能技術對腦電圖進行了分析，并在數(shù)據(jù)中識別出簽名，這些簽名根據(jù)個人的腦電圖掃描預測了哪些參與者會對治療產(chǎn)生反應。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該技術可以可靠地預測實際上哪些患者對舍曲林有反應，哪些患者對安慰劑有反應。將結果復制到四個不同的臨床部位。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預計舍曲林幾乎沒有改善的參與者對經(jīng)顱磁刺激或TMS結合心理治療的治療更有可能產(chǎn)生反應。

“使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表征個人大腦的某些特征，”埃特金說。“這是一種可以在不同類型的EEG設備上工作的方法，因此更易于進入臨床。”

埃特金(Etkin)正在斯坦福休假，他是創(chuàng)業(yè)公司Alto Neuroscience的創(chuàng)始人兼首席執(zhí)行官 ，該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亞州洛斯阿爾托斯(Loto Altos)。具有高度的臨床實用性。特里維迪說：“我認為，社會必須對這些研究結果用于臨床護理有所要求。” “這就是事情付諸實踐的方式。我認為不久將其投入臨床使用不會帶來不利影響。”

廣泛的努力

醫(yī)學博士托馬斯·英瑟爾(Thomas Insel)博士說，當EMBARC推出時，這是NIMH通過利用遺傳學，神經(jīng)科學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的進步來推動精神衛(wèi)生保健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 2002年至2015年。

“我們進入EMBARC表示一切皆有可能，” Insel說。“讓我們看看我們是否可以提出臨床可行的技術。” 他認為不會花這么長時間，但他仍然保持樂觀。

他說：“我認為這項研究是EMBARC的一個特別有趣的應用。” “它利用了現(xiàn)代數(shù)據(jù)科學的力量，可以在個體水平上預測誰可能會對抗抑郁藥做出反應。”

研究人員說，除了改善護理外，他們還認為使用基于生物學的方法可能會帶來一些好處：它可以減少與抑郁癥和其他精神疾病有關的污名，使許多人無法尋求適當?shù)尼t(yī)療服務。

Insel說：“我很樂意認為科學證據(jù)將有助于抵消這種恥辱，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自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說憂郁是一種不幸，而不是過錯以來，已有160多年的歷史。” 要讓大多數(shù)人理解抑郁癥并不是某人的錯，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林肯總統(tǒng)遭受了抑郁癥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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